香港可能有人同情暴力的聖戰襲擊，而成功的恐襲幾乎必定是跨越國界。香港的網絡貫通東西方，正正令此城面臨恐襲威脅。單靠香港警隊難以保障我們安全。
本文由港報記者Benny Kwok翻譯。原文見於此處。
我肯定大部份香港人和在香港居住的人，均對近年在全球發生的伊斯蘭聖戰感驚慌和詫異。不論是在布魯塞爾和峇里發生、令無辜者被屠殺的炸彈襲擊和槍擊案，或者在昆明發生持刀行兇案，香港政府及其居民都需要注意兩點。一、沒有城市或其民眾可以免受恐襲威脅；二、不是每個香港人或居民均對伊斯蘭聖戰恐襲感驚慌和詫異。事實上，總會有人熱衷支持這些野蠻且帶有惡意的全球伊斯蘭聖戰。
聖戰者就在這裡
人道價值普及世界，香港身為真正的國際城市，也擁護人道價值。這是優點，也是缺點，即是說，香港有極少數人擁護伊斯蘭國、博科聖地、阿爾蓋達東南亞分支如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或菲律賓的阿布沙耶夫的啟示式死亡觀。
與過去六個月以來，在巴黎、布魯塞爾、伊斯坦堡、雅加達、中東各個城市、巴基斯坦和非洲發生的恐襲相比，我相信在香港發生一宗大型恐襲的機會率很低，但我們不能忽略恐襲隨時可能在人多擠迫的港鐵車廂、滿是行人的銅鑼灣街道或蘭桂坊發生。
我擔心的是，香港只專心與北京打交道，香港人(包括政治人物在內)不太為意全球的伊斯蘭聖戰者有能力殺戮和摧毀香港。香港與全球恐怖主義有很多接觸面，很容易在香港獲得的物料，可被製作成為類似在布魯塞爾和巴黎恐襲所使用的爆炸裝置。恐怖份子有如一般人，高矮肥瘦都有，如果當局嚴厲打擊恐怖主義活動，外人更難以判斷什麼動機可誘使有人支持恐怖主義行徑。
跨境發生是常態
假如香港有人打算加入全球伊斯蘭聖戰行列，單靠本地警力不足以阻止這些情況發生。誠然，凡是有巨額金錢資助的恐怖活動，都是涉及跨境。
在職業生涯中，我曾經與恐怖份子和恐怖組織有數次淵源。我曾經在監倉內（編按：當時出任卧底）與一名銀行家共處，他被懷疑是一個與宗教有聯繫的恐怖活動的幕後人物，該恐怖活動橫跨數大洲，奪去了數以千百條無辜的性命。出任卧底時，我不斷用不同場景，嘗試找出會令我參與恐怖活動的誘因（貪婪、權力或自我）。利用這個方法，我發現同處的知名商人，貪婪和自我是兩大主要誘因，使他支持那個不幸地令很多無辜者喪生的暴力組織。
2012年阿拉伯之春後，我應阿拉伯世界一名政治敏感人物的論求，由香港出發前往沙特阿拉伯東部，與一名據稱曾參與推翻利比亞領袖卡達菲的高層人物見面。會面在一個知名伊斯蘭銀行業務家族的私人辦公室舉行，期間確認了數十億屬於卡達菲的黃金和現金基金，並把這些資產轉移至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內的一批伊斯蘭銀行。不幸的是，敍利亞正值全面衝突，這名利比亞資產管理人被困於阿勒頗。他沒法提供更多所需資料，以便這筆基金解凍。就在我離開沙特阿拉伯的之後一日，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證實，其中一間我接觸過的伊斯蘭銀行，有份為恐怖份子融資和資助阿爾蓋達。
2014年，我前往科特迪瓦的阿比讓參與一個多方合作的調查，該調查屬世界銀行的「追回被盜資產倡議」一部份。科特迪瓦的軍方高層掌控了當中的2.4億美元，該筆款項當時已作實，並獲包裝和疊起，放在裝有總值8000萬美元的100美元鈔票疊的金屬箱內，金屬箱的封條有利比亞政府的封印。當時我獲介紹為來自香港的銀行家比爾，名義上是核實這筆現金，然後商討如何把現金轉移至歐洲。我離開香港往科特迪瓦前，收到一份總值200萬美元的綁架保險。我也應要求簽署一份法律免責聲明，當中聲明假如我被伊斯蘭武裝分子綁架，協助我的有關單位除了為我支付200萬美元贖金以外，其餘責任一律不負。
與控制有關款項的軍方人物見面後，我可以肯定該筆未知誰屬的現金不屬於利比亞政府，而是聯合國的援助基金的款項，這筆款項由貪污的官員從利比亞中央銀行拿出以支付訂金，以及其他的「誘餌轉移銷售」欺詐計劃。在科特迪瓦和西非大部份國家，包括真主黨和其他伊斯蘭主義組織在內的黎巴嫩犯罪組織，控制了這個地區的地下秩序。
如上述例子所指，涉及向恐怖組織及其行動融資的方法及人物不分國界，香港亦包括在內。如果香港要繼續免受恐襲，當局一定要有能力監察，並把相關人物和事件連繫起來。香港當局要阻撓日後有恐襲發生，便要配備大數據分析及預知能力，以及網上和人物情報的收集技巧。
香港能力有限
香港最大的挑戰是只是個城市。香港不是國家，沒有充足資源，也沒有成熟的國家安全制度。香港沒有資源收集情報或評估有關全球恐襲的威脅。更嚴重的是，當發放情報時，由於香港同時處於中國和西方的勢力範圍，香港猶如「無人駕駛的地方」。香港毫未疑問是中國一部份，而西方情報機構收集恐怖份子及其全球網絡時，由於懼怕中國情報機關可進一步了解西方用什麼方法收集情報，與香港當局分享情報時，都會略去情報收集方式及來源。與五眼情報聯盟相比，香港明顯未能從斯諾登事件中獲益。
中國擁有高水準的國家安全設備，善用科技及網絡優勢對抗敵對國家。中國密切關注蔓延至中國的伊斯蘭主義動亂及聖戰活動，故此一直透過保安機制找出針對政府及民眾的恐襲威脅。中國有能力在國外收集情報，但同樣不願意與香港警方分享最佳的情報收集技術，原因很簡單，就是不相信香港警方不會把情報分享給西方情報機構。對香港來說，這是保安的難題。唯一沒有疑問的是，如果有情報顯示香港、中國或西方任何一個國家有即時的恐襲威脅，不論是哪一方證實有關威脅，有關情報都會獲分享，以免有無辜者喪生。
港獨不代表安全
對於拒絕承認北京是香港政府終極上級的香港人來說，他們要面對殘酷的現實，就是他們的主張欠缺辨法令香港的保安和公共安全設備運作，而這一切都只能依賴中國。我與在香港的家人均完全接受香港屬於中國這個事實。我也殷切期望中國用盡所有資源，以確保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領土安全。由伊斯蘭國引發的恐襲目的不是取代某個現代國家並推翻其政府，嚴格來說不是國家安全威脅。可是，恐怖主義是公共安全的威脅，各國政府有責任用盡一切可行方法保護國民及國家。
香港境內有一群離散族群來自與恐怖主義有聯繫的國家，或與這些國家有聯繫。這些海外離散族群除了輸出恐怖份子以支援伊斯蘭聖戰，部份更輸出有害的思想洗腦過程。當局如果未能有效監察和阻止，將會釀成現時在歐洲所見的跨代暴力。香港警方本身沒有資源應付這些恐襲威脅體系。相比直接由中國國家安全機構主管香港情報事務，我相信香港應要求北京加強防範恐怖主義蔓延至香港。我不是建議香港應變成警察國家，或建立秘密警察以打壓言論自由或集會示威的合法權利，但我們也不應因被正常運作的國家安全系統而嚇怕。國家安全系統有需要的話，是必須獨立運作，不受香港警方及政府管理。
我同意幻想理想中的世界時，感覺總是美好，但以我包括採集疤痕細胞組織的經驗，可以說當有朝一日要在皇后大道收集人體殘肢時，這些美好的想法和動聽的說法將變得沒有意義。世界正面對不相稱的死亡威脅，並很快將成為現實一部份，我絕對支持中國在香港投放保安資源，以保障香港人的生命及財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