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過後，香港人無法不質疑每個階層的管治質素。當下一代尋求現代化且透明的管治時，再顯得樂善好施的資助者都會被視為暴君。
〔英文原文：Harbour View: Hong Kong’ Governance Awakening〕
曾幾何時，香港大多數人都不太理會管治的問題。只要事情相對稱職地、誠實地運作，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從不會因為某撮人的一點牢騷而受到威脅。時至今日，卻似乎出現一道新的曙光－一種「管治覺醒」。香港遭遇名副其實的「童年的終結」，社會各階層正釋放一股耐人尋味的不滿。
七十九天的佔領運動把這種「覺醒」展現得最明顯。一眾以往對管治細節不感興趣的人，逐漸開始表現關注。或許市民對於現時關於提名委員會排山倒海的討論會感到疲勞，而政客亦不得不加倍努力將信息加以簡化，提起市民興趣。然而，社會似乎存在一個連鎖效應，深入到香港每個機構。
參與本土社區的人似乎會問更多、更尖銳的問題。《港報》最近採訪的新聞故事包括長洲島上的新一代嘗試發起的政變，香港中國樂團的人事不穩，和加拿大國際學校的動盪。三個截然不同的情況，核心都在於當權者與制度引發的管治問題有關，且都是在過往的8個月內發生。
革命家淪爲暴君
人們重新檢視自身有份參與的團體，並質疑組織對使命的堅持及如何治理，絕有可能是從佔領運動引起的。舊有的組織經常會在其發展的特定階段尋求新血，以避免被淘汰，好等他們的支持基礎可以得到激發，帶來增長。然而，面對根深蒂固的利益和可以當一輩子的榮譽創辦人，隨著時間的推移，管理層都可以變得貪婪和獨裁主義。曾經有勇有謀的初創慈善團體成為兇水猛獸，由類似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團隊成爲最高領導層。作爲資助者的身份認同變成每事應得的態度，再伴隨的，是與現行利益相關者的離地感。當過氣的董事為保持控制權而抓緊權力，任何利益相關者試圖重奪發言權都只會釀成直接衝突。任何人膽敢越界、破壞董事們風華正茂時所建築的華廈，都只會受到驅逐、排擠。
本港的泛民主派政黨一樣無法幸免，結果年輕一代利益相關者尋求革新進步亦苦無機會。大部分由納稅人資助的香港中樂團最近解雇幾位備受尊敬的樂手，只因爲他們斗膽公開質疑一斑創辦人的決定。現任樂團理事會主席過去十四年内只有兩年沒有擔任主席，而這兩年間她仍分別擔任常任理事以及副主席。
加拿大國際學校（CDNIS）近期所遭遇的動蕩亦十分相近。一個稱爲’成員’的團體操控理事會，並年復年利用它來排擠有投票權的成員和拒絕被提名成爲理事的候選人。這一班長老，並無子女入讀該校以沒有學校股權，卻插手到一個地步，導致一眾高級管理人員集體辭職，然後引致一班理事*和兩名成員的一樣集體辭職。雖然大部分的憤怒衝著學校的新任負責人而來，但一眾辭去理事會的人員都認定學校的管理架構才是問題的真正根源。
當更多的人對管治以及它如何影響到生活的意識提高，他們就會重新檢視自己有份參與的團體是如何運行的。例如香港舊有的慈善機構，都以坐擁極多現金而聞名。會質疑為什麼這些錢沒有花在受益人身上的新一代，不會有機會實現變革，遭遇氣餒，常常就會離開成立下一代，擁有現代化管理架構的慈善機構。
改善管治架構在企業界曾經有一段時間非常流行，從而跑出像股壇長毛David Webb等維權分子。在07-08金融危機發生後，出現對外來監管和執法的重視。在香港出現的下一波，是未來的公民參與。人們將繼續環顧四周，在他們的生活和他們參與的組織並質疑他們的管治是否達到現代應有的標準。《港報》的讀者，一些被啓發而擁有政治和公民意識的人，很可能就是在最前線提出最尖銳的問題的人。
常常有香港的訪客問道：「回歸後，香港最大的改變是甚麼？」我每次都毫無置疑回答：「公民社會的興起。」佔領運動以及持續對政改的質疑為社會提高對管治監察的意識。不單止是會直接影響生活的組織，更甚者是會感動我們、觸動我們心靈的組織。作爲獲得社會尊敬的機構的創辦人，他們必須認清並回應市民對達到現代化管治架構的渴求。若然無法做到，他們牢牢抓緊的、希望留給後人的寶藏，只會在他們的手中灰飛煙滅。
利益申報：港報總編輯韋漢忠是其中一名十一月辭職的理事會成員。詳情請到此閲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