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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本土主義 無為而治才是解決良方 - Harbour Times

面對本土主義 無為而治才是解決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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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by Alex Fok. Original article available here.


毛澤東是一位有精於計算的政治家。他於1927年撰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作為對當時中國共產黨內一些異見的回應。他在走訪湖南的三十二天後,於文中指出農民對「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的不滿才是共產革命的動力,而非以工人為首的無產階級。

正是這個敢於脫離傳統馬列主義路線的方針,造就了一個得到廣大民眾支持的革命。

但在現今的香港,來自內地及建制派的聲音已經失去了當年的智慧。對他們來說,管治危機並非源自他們的「離地」,而是日益壯大的本土主義。

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在2015年2月接受環球時報訪問時如此說道:「本土派的崛起令人聯想到『港獨』,香港社會應對此趨勢有所警惕。」此說法與特首梁特英批評一份闡述自決思想的學生刊物時的論調同出一轍。

與此同時,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樊鵬亦在2015年年底於環球網撰寫社評,指出「『新本土主義』論述被香港自由派媒體利用並刻意渲染成為主流社會思潮…製造香港尋求本土政治認同的輿論氣氛,將其人為捏造和放大成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

這些論述忽略了一點。毛澤東認為一個有持續性的社會運動應該要透過建構集體身份,不斷令受眾成為自己的一份子。故此,當反對本土主義的人集中火力攻擊主義的倡導者,而沒有去了解為何受眾會接受這種思想時,他們只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

雖然社會學家仍對身份建構的成因及過程眾說紛紜,但大部份理論都認為一種身份的持有者會自行界定該社區的參與程度。打個比方,雖然不同人對於「香港人(Hongkonger)」的定義有不同見解,但他們仍會帶有一些他們認為能將自身與「非香港人」作區別的特徵。

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所說,人們亦會在參與社區的同時接受新的身份。曾在上年12月27日的網誌中提到自己在母校喇沙書院教劍的經歷中得出的見解,並正確地指出透過體育形成的身份與透過「『本土』意識」形成的身份同樣都是源自於「對本身的身份、傳統和文化,有着強烈的感情和自豪感」。

曾指出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集體身份研究的泰斗Alberto Melucci所提出,一個運動的成員只要各自意識到他們都有一個共同抗爭就能形成集體身份。而本土主義本身就是一個社會運動。

樊在其社評中提到這一論點時以陳雲根(陳雲)的《香港城邦論》為例子。這本2011年的著作號召本地人在考慮中港事務時以香港本身的利益為首要出發點,拒絕一個共同的身份,並批評北京以「金融地產霸權」控制香港。這本書吹響了一個集體運動的號角。

樊認為運動的支持者只是社會中的少數,但他對於運動由一批「文化精英」主導這一見解令他看不到解決辦法。而事實是,抑制本土主義擴張的方法是存在的。

批評本土主義的人要先將目光放在民族身份改變,導致陳及其追隨者受眾日多的成因。抱著「香港人」身份的人自然是最容易被號召的一群。

一個香港大學調查的結果是反本土主義的人所不願看到的。在1997年至2003年間,愈來愈少人自認為「香港人」或「中國的香港人」。但自2008年起,這一身份又再次逐漸站穩腳跟。

反本土主義的人應要注意在2008年後,只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人數顯注上升。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人數則有相反趨勢,而對時認同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的人數則在2003年後增加。

這些年份都發生過重要事件。2003年7月不單有一個反對23條立法的大型示威,該月亦是時任外交部部長的錢其琛約一年前呼籲香港就反顛覆法立法後的辯論高峰。當時的討論想當然造成了一波對社會價值觀的反思,繼而產生身份建構。示威本身乃是爭論的結果,以Melucci的理論理解,就是一個令參與者強化其身份建構的運動。另一點重要的是學者如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前主任張贊賢等指出,自從該示威過後,北京開始收緊過往對香港的相對寬鬆的管治。

而在2008年,隨著金融危機及對中國經濟崛起日益不安,開始了一段慢長而又充斥著動盪的回復期。從2009/2010年的反高鐵示威,2012年反國民教育,2014年雨傘運動,再到2015年闖入港大校校委會會議都是其延伸。

上述每一個事件都源自有關香港與中國利益權衡的爭論,而引發的示威運動則製造了一個新的平台讓志同道合的人更加團結。這也是香港青年成長所處的環境。《香港城邦論》之所以大賣就是因為支持者眾,而並不是捏造出來的。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前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仍然認為推行國民教育能將局勢扭轉過來。他在上年1月時說:「香港教育出了問題…部分人在國家意識、人生目標、歷史文化等方面存在缺失。」但身份認同問題的趨向在之前一直是有利於北京的,這反映當局需要另一解決方案。

中央領袖要有勇氣走回2003年前的寬鬆政策路線。習近平等一干領導要了解到加強管治力度不一定是處理社會紛爭的良方。如果北京放手不管,本土主義可能就會慢慢流失凝聚力,讓中史及香港官員能花更多時間處理其他政策事宜。

反對本土主義的人可以放心,抑制主義漫延的力量在他們自己手中,前提是他們能與「偉大的舵手」一樣理解社會運動的成因。